珠江会讲||第38期：疫情之下的荷兰观察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3-02-24

珠江会讲第38期
疫情之下的荷兰观察

【编者按】病毒与人类共进退，灾难与文明共成长。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紧张和积极应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战疫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20年5月2日下午，珠江会讲第38期，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访问学者、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助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星林先生在荷兰代尔夫特就疫情防控诸问题接受了《南方治理评论》编辑部的在线访谈。

荷兰王国（荷兰语：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英语：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由荷兰、阿鲁巴、库拉索和荷属圣马丁4个构成国组成的君主立宪制的复合国。世界有名的低地国家，本土设12个省，下设443个市镇。首都设在阿姆斯特丹，但是其中央政府、国王居住办公地、所有的政府机关与外国使馆、最高法院和许多组织都在海牙。人口1700余万，国土总面积41000多平方公里，位于欧洲西偏北部，是著名的亚欧大陆桥的欧洲始发点。还是欧盟和北约创始国之一，也是申根公约、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荷兰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海堤、风车、郁金香和宽容的社会风气而闻名，在对待毒品、性交易和堕胎的法律是全世界最为自由化的。荷兰是全球第一个同性婚姻与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南方治理评论》：作为交通运输部公派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访问学者、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助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您曾全程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管理工作。目前，您已在荷兰访问将近130余天，看到您每天都记日记，对于您自己和我们来说都很有意义。谈谈对荷兰这个国家的观感。

◎高星林：荷兰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西方十大经济强国之一。虽然荷兰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相对贫乏，但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农业、旅游业和花卉产业，享有“欧洲花园”的美誉。在2017年的优良国家指数排名（Good Country Index）中，荷兰荣膺榜单首位。就我切身的观察和思考来看，荷兰之所以取得如此惊艳的发展成就与其历史文化、社会创新能力、教育体制等关系密切。从历史上看，受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深刻地根植于荷兰国民的内在性格中。为此，作为资源匮乏的小国，荷兰逐渐形成了以贸易立国的重商传统，整个社会的商业气氛和实用主义气息十分浓厚。这也塑造了荷兰人开放的心态以及崇尚科学的批判性思维，进而也成为其不竭创造力的动力源。不仅如此，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国民基因在个性化的教育环境中得到不断加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上学对于荷兰的孩子来说，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会激发其学习热情。综合以上方面，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仅仅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及我国许多省份、人口不到2000万的小国，能够屹立世界强国行列的缘由了。

◎《南方治理评论》：最近荷兰的疫情怎么样呢？在欧洲疫情状况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高星林：从整个欧洲来看，到2020年4月20日，欧洲累计确诊已经突破130万人，累计死亡接近13万人。而荷兰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院（RIVM）最新数据显示，4月26日，荷兰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总数达到了37845人，新增确诊人数655人；过去24小时，荷兰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新增66人，感染病毒死亡总数为4475人。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虽然荷兰的疫情严重程度不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但其死亡率并不低。当然，较高的死亡率不一定就意味着荷兰的疫情一定很严重，这可能和它们对轻症患者的检测率不足有关。总的来看，荷兰整体疫情的严重程度应该处于欧洲的中游，不算最严重的。

◎《南方治理评论》：说实话，我们对荷兰疫情形势了解得比较少。政府部门是如何开展防控呢？

◎高星林：正如近期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句话：疫情对中国而言是一场闭卷考试，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是开卷考试。但从危机管理的整体流程来看，荷兰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反应还是比较慢，管理的跟进速度不够快，物资调配也不够及时。这可能和荷兰资本社会特征、公民社会规则和其固有的文化自信有关，使得荷兰政府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时，依然选择在既有的治理逻辑和体系下做出适度调整，并没有意识到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和特殊性，这导致了疫情初期出现了疫情防控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不过，随着疫情的不断严重，政府也越来越重视，逐渐探索出适合于荷兰当地疫情防控措施，并体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体现为“摸着石头过河”。比较典型的是疫情期间，荷兰对学校的管理。事实上，在三月初疫情初期，荷兰的学校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随着疫情的加剧，荷兰逐步关停了大学、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现在除了重要部门工作人员的子女（如警察、医生、护士等）可以将子女送至幼儿园，其余儿童都采取居家上课方式。现在已经在研究近期逐步恢复学校上课，计划在五月初放开幼儿园和小学，之后放开中学；合适的时候再考虑放开大学和其他公共活动，但会采取比较谨慎和根据放开后的社会反应和疫情数据来动态调整的政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RIVM的主管Jaap van Disse在接受荷兰记者采访时谈到：“这是谨慎行事，因为我们是跟随周边同样采取（开学复课）国家的步伐，荷兰从中学习”。这种科学谨慎的态度也使得荷兰的政府决策体现出很强的科学性。Jaap van Dissel在接受采访时就说，“我是科学家，我希望给民众的建议是基于科学的考量。所以，我们会持怀疑地态度看待此事。我们是绝不会不给出建议，或者压制一个建议”。二是尽量减少对经济影响。与中国展开的雷厉风行的“战疫”相比，即便是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球，荷兰政府的应对也显得比较迟缓，依然要尽可能保证经济运行少受疫情的影响。这和荷兰的重商主义基因有关。由于重商主义早已嵌入在荷兰老百姓的认知和行为当中，这就使得虽然疫情确实产生了全球性的恐慌，但这种认知上的惯性也依然倾向于将其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南方治理评论》：荷兰政府在进行疫情决策过程中，依靠的是专家智库决策，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这些专家和智库有何种表现和贡献呢？

◎高星林：这次荷兰的疫情的智库机构，是荷兰的RIVM，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在RIVM的领导下，包括了荷兰有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了危机爆发管理小组（OMT）。OMT的核心成员有7人，大约10名RIVM科学家和大约20名其他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了OMT。Jaap van Dissel是OMT的主席，也是RIVM传染病控制中心主任。他的得力助手兼OMT的秘书Aura Timen，也是国家传染病控制协调委员会的负责人。其他核心成员包括代表荷兰家庭医生组织的Masja Loogman，他本人是家庭医生，也是NHG的科学工作者；代表荷兰医学微生物学协会的主席、莱顿医学微生物学家和病毒学家Ann Vossen；代表荷兰传染病协会的主席、荷兰哈加医院（HagaZiekenhuis）的内科感染学家Emile Schippers。

只有在有理由的情况下，OMT才会开会，例如在2007年至2010年爆发Q型流感和在2009年爆发墨西哥流感。每次会议都会提出建议，讨论是保密的，会议记录未公开，但是建议已公开。然而，COVID-19暴发以来，他们每周开会，回答下议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或他们自己提出的一系列疑问。他们根据疫情的发展情况，向内阁提出建议。内阁再结合经济、交通、教育等各部分意见，最终制定每个阶段的社会公共疫情管控措施。当被问及专家的意见是否仍然是神圣时，首相吕特在4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前卫生部长德容格（De Jonge）也重复了一遍：“我们遵循专家的建议。”

◎《南方治理评论》：对于“自由”习惯了的荷兰国民，在对待政府推出的“居家令”应该会有些不习惯吧？

◎高星林：事实上，荷兰并没有推出强制性“居家令”，更多的是政府建议老百姓要减少出门，做好防护。比如，在公共场所，人与人之间要保持1.5米安全社交距离、勤洗手，如果出现生病症状就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去泡酒吧和参加大型公共活动等，当然餐厅酒吧及大型活动也已在三月底被叫停。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即便只是政府提出了一些非强制性的建议，荷兰人对此也是非常支持的，所以政府推出的疫情防控政策，老百姓比较遵守的，政府推行政策也比较顺利。这种很高的政府公信力非常值得我研究。当然也总是有一小部分人自由散漫，不会完全遵照政府的指引行事，大街上的人很少，但也还是有超过三个人（政府疫情期间不允许的）在一起开展搞各种party等活动的人。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荷兰老百姓对新冠肺炎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放的。虽然荷兰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比较高，老百姓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恐惧等太过负面的情绪。我想，这可能和他们对死亡的开放态度有关。也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得荷兰早在2002年就修改法律将安乐死合法化，成为了全世界首个允许安乐死的国家。

◎《南方治理评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正在不同层面体现。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称，全球新冠肺炎危机严重打击了鲜花贸易，在荷兰，一家花卉公司3月就销毁了约4亿株鲜花，其中包括1.4亿株郁金香。荷兰农业和园艺组织估计，新冠肺炎危机给当地花卉市场造成的损失总计达50亿欧元。如何看待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荷兰政府采取了哪些经济补救措施呢？

◎高星林：疫情的全球蔓延对荷兰的经济贸易产生强烈冲击，航空旅游业陷入停滞，各国对郁金香的需求急剧下降。实际上，不仅对花卉行业产生了的巨大冲击，对其他行业的冲击也不容忽视。以航空业为例来说，荷兰史基浦机场老板迪克·本斯科普（Dick Benschop）向媒体透露，由于这次新冠疫情危机，其对航空业的影响要到2023年才能步入正规。这对于依赖全球市场的荷兰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而根据荷兰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荷兰陷入衰退不可避免，预计2020年GDP下跌1.2%，如果疫情导致的封锁持续超过6个月，GDP将下跌7.7%，不同情况下，2021年GDP增速可能在3.5%到-2.7%之间不等。

在这样的形势下，荷兰政府于今天推出了一套前所未有的经济援助计划，以帮助深受新冠病毒冲击的各行各业从业者。按照财政部长Wopke Hoekstra所提出的，政府预计将投入为期一个季度高达100-200亿欧元的援助金额。针对企业方面的资助而言，一是，延期纳税企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暂时可以不用纳税。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主可以无需提供任何证明申请延期纳税，这些税不仅包括了所得税、公司税、营业税等，也可能适用于向国库缴纳的增值税和工资税。二是，因为新冠疫情而营业额减少至少20%的部分公司，可以为工作时间减少的员工申请工资补助。政府将负责继续支付公司员工75%的薪水。而最近出台的新一揽子紧急救助计划，更是将之前负责支付的工资比例从75%上升到90%，并且也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小时合同的员工和临时工。三是，企业从银行借钱也将更容易。政府用于担保企业银行贷款的总金额将从4亿欧元追加到15亿欧元。而每个公司的最高贷款额暂时增加到1.5亿欧元。政府将将为该金额的一半进行担保。四是，对于遭受新冠疫情严重打击的餐饮业、旅游业和文化部门有资格从政府设立的急求助柜台获得一次性4000欧元的紧急补助，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从3月1日开始算起，对于受疫情重创的上百万自由职业者、个体户，政府向其发放为期三个月的生活补助，将他们的月收入补齐到最低工资线的水平。这笔钱将来无需返还，并且无论他们有没有储蓄，配偶的收入高低，都有资格申请。

◎《南方治理评论》：病毒无国界，疫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应对。在此次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间，中国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展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和积极作为。荷兰方面对中国在应对疫情及为全球疫情防控做出的贡献方面是如何看待的？

◎高星林：自疫情在欧洲暴发以来，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积极关心留学生，及时解读政策，不仅发放“健康包”，还在附带的纸条上写着：“月明闻杜宇，南北总关心。”虽然只有短短十个字，但这份沉甸甸的关心不仅感动着每一位远在他乡的留学生，也激发每个人的爱国情怀。这些情感在国内或平时的感觉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在国外尤其是在这一特殊时期，爱国之情显得极其真切，这也进一步激励着每一位留学生要学有所成，学成回国报效祖国。而这种学成归国的爱国情怀也是中国留学生与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最主要区别。当然，从我个人而言，疫情期间交通运输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等单位领导和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关心，近日我也收到了祖国的“健康包”，非常感动，感谢祖国，感谢大家的惦念。

在国际关系层面，中国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对防疫物资仍有较大需求的困难条件下，中国政府依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荷兰人民表示诚挚慰问。对于荷兰在华采购需求，中国予以积极协助，在清关、运输等方面做出便利安排。荷兰政府方面也给予了积极反馈，赞赏中国采取强有力措施并成功控制国内疫情，同时也感谢中国的支持及对荷方在华采购医疗物资予以便利，积极评价中方推动两国卫生部门交流合作。正如荷兰外交部长布洛克所说：“荷方认为中方分享的疫情防控信息和经验十分重要，愿认真学习借鉴，个别国家政客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全力抗击疫情取得显著成效，还及时向世界分享信息并提供援助，荷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期待今后同中国进一步开展合作”。因此，从国家层面而言，荷兰对中国在应对国内疫情和为国际疫情防控的实际贡献给出了较高的评价。

从百姓和公民的视角来看，荷兰人民对中国给予荷兰医疗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实际上，由于荷兰主要的贸易伙伴主要还是欧美国家，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不充分的，绝大多数荷兰民众也不懂中文，对中国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但这次疫情使得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更深了一步。这一方面是源自于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其提供了一些应对疫情的“模板”，更是来自于中国对荷兰的援助，让当地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友好国家。

◎《南方治理评论》：您在《桥梁》杂志推出了荷兰社会创新力系列观察，也给我们总结和归纳一下提出这一概念的理由和其中的内涵吧？

◎高星林：荷兰的社会创新力的提出实际上是在我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访学期间的亲身体验，做了大量的访谈和观察后激发的思考。我的理解，它是一个由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教育体系、制度保障和科学转化能力等系列因素构成的综合系统。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和地理条件，荷兰社会形成了自由、开放、包容、崇尚创新的文化，也奠定了荷兰重商主义的国民性格和文化基因。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驱动下，又进一步形成了鼓励创新的制度保障、崇尚兴趣的教育理念和务实导向的科学转化能力。

第一，荷兰政府在顶层设计上为创新提供了巨大支持。就拿我相对熟悉的工程领域来说吧，据荷兰隧道工程咨询公司（TEC）李英博士介绍，为了加强竞争力，同时避免在荷兰国内竞争，政府支持企业在国内收购和合并/兼，把一个领域只交给一个单位，进而集中国家力量在该领域长期深耕，瞄准国际竞争。这种方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第二，荷兰的教育体系蕴含着浓厚的兴趣导向的理念。按阶段划分，荷兰的教育也包括了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以及高等教育四个阶段，前三个是义务教育阶，不收费。从小学开始，荷兰的教育就体现出明显的兴趣和实用导向。比如小学阶段除了学习基础知识外，学生还必须参加自行车执照的考试和游泳考试。小学毕业，老师会结合学生的测试成绩、平时在校整体表现，兴趣、特长和资质给出建议评价，是学生选择中学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实现学生分流的重要方式。这是荷兰教育实现二元教育体系，也是教育综合排名世界第三的关键。

第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在荷兰，知识受到尊重，很多人都在围绕自己兴趣做事，并且非常难得的是，这会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持。这也形成了教育重视独立思考，注重培养思维方法，以及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氛围。关于荷兰大学的批判性思维培养，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如果老师说行，你要先思考不行；如果老师说不行，你要先思考行。”这种创新和问题导向的教育气氛使得荷兰荷兰大学和实践结合的相当紧密。大学所进行的许多研究和实验许多都可以完成市场转化，最终形成创新产品和生产力。不仅如此，行业内被认可的学者可以到大学做兼职教授（老师），大学的教授也可以“下海”做兼职。周围许多学者都是这种情况，本人访学的导师Marcel教授以前就是业界的一位项目总监。这种极强的相互联系，可能也是其创新的动力之源。

◎《南方治理评论》：您给荷兰方面介绍了中国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情况，荷兰人是怎么看待的？

◎高星林：我们知道，港珠澳大桥对我们国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中强调的：“港珠澳大桥是国家工程、国之重器，其建设创下多项世界之最，非常了不起，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大桥建成通车，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作为港珠澳大桥建设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这种大桥对于我个人而言，被赋予了更深的感情色彩。也因此，在访学期间，我也特别自豪地向包括荷兰人在内的外国朋友介绍了港珠澳大桥。因为这么大体量的工程在国外尤其是像荷兰这样的国家是很难见到的，我给他们介绍的时候，他们还是感到非常震撼、好奇和兴奋的，对中国的基建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也是非常尊重的。

◎《南方治理评论》：COVID-19全球大流行，您认为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改变？哪些东西会让您永生难忘？

◎高星林：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已影响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范围遍及全球。不得不说，这次疫情对世界影响将非常深远，也必然全方位的。我也仅能从我自身理解，谈谈自己的一些拙见。对于全世界来讲，COVID-19疫情无疑是一场被记入史册的危机。既然是危机，就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危难或危险，二是机遇。

从危难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可能会对全球化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由于疫情的爆发导致了大量贸易活动停止、订单取消、不少中小企业可能倒闭等等，同时也引发了对农业和医疗卫生产品等重要物资供给国际化的担忧，这些风险或多或少地会对全球化产业链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我认为，这并不会改变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主要的原因是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惯性，而生产回流会给企业成本和生产力造成巨大影响，并导致经济财富的重大损失。因为技术生态体系和长期的产业积累，产业的迁移转化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各国估计会针对疫情采取调整和加强自身产业体系，但应该也不至于颠覆全球化的认知和趋势，但合作范围、合作内容、合作模式和合作深度都有可能做出调整和变化。因此，这次疫情会对全球化进程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一定是全局性的和决定性的，更多的是一种修正、调整和平衡，中国也正好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强化实体经济，扩大自己国内市场的内生循环，发展核心产品，减少对国外的依赖。二是从机遇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推动了科技与人类生活互动关系的转变，也有利于我们做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调整，特别是需要大力发展那些受制于人的“卡脖子”的技术。这次疫情增加了人们对科技产品的依赖，比如视频会议、线上教育、网络直播等等互联网科技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改变我们工作、学习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事物、感知世界的方式发生转变。这些积极的转变也蕴含着无限的机会，很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毫无疑问，这次疫情给我们正常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影响和挑战。就我个人而言，任何事不仅会有其消极的一面，也会有积极的一面，需要辩证地看。我读过王阳明全集全部著作以及许多关于王阳明研究的书，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时常会用王阳明的一句话来问自己“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句话是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面临生命危险和各种极端艰难困苦时，他就用这句话来问自己，并最终在龙场悟道，提出“知行合一“学说，从此王学风靡天下。我平时经常训练用这句话问自己，人就容易平静下来。我也时常用“知行合一”来砥砺自己，疫情之下，快速调节自己的状态，建立适应新环境的生活模式，保持良好的心态，保持非常有规律的学习和生活，这样内心平稳。疫情之后社交活动缩减了很多，人也变得更加安静从容,反而效率更高了，做出了更多的成果。

【特别致谢】致谢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访问学者、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助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星林先生在荷兰访学期间的匠心奉献，致谢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成博士的访谈贡献。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准备此次访谈，高星林先生在平时的观察和阅读大量材料基础上，特意提前访谈了荷兰著名专家、绿色发展及中荷农业专家Tiffany Tsui（徐淑芸）女士、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宋岩博士和荷兰餐厅公司经理Theo，他们亦为本次访谈提供了宝贵的观点和材料。

◎我们所做的仅仅是，致力抢救我们自己的当下叙事和可能留存给未来的点滴印迹——陈潭（《南方治理评论》主编）

◎珠江会讲系列访谈仅代表受访者个人的观点，并不反映所属单位的立场和观点，也不代表访谈机构和所载机构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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